1. 杨可告缗，汉武帝统治相当折腾？

汉武帝即便不是最能折腾的皇帝，但肯定是折腾时间最久的皇帝。

从登基当皇帝，他就开始折腾。有老祖母窦太后看着，也压不住。然后，就是终其一生，汉武帝始终在折腾的路上。

皇帝要折腾，到底折腾什么？

是对外搞战争还是对内搞工程，甚至扩建宫殿、大搞祭祀？这些都是表象，归根结底，就折腾一件事。那就是钱。

各种折腾，肯定跟钱有关系，否则就不叫折腾。即便是只搞政治斗争，也要关系到国家经济，就是关系到钱。只有跟钱沾边了，国家和百姓才能感觉到折腾。躲在皇宫里夜夜当新郎，只能能多生出几个皇子公主来。这种跟钱没关系的事情，就不叫折腾。

就汉武帝的折腾事迹，司马迁的《平准书》阐述的最为彻底。

登基伊始，还没亲掌政权，汉武帝就折腾进了东瓯国和闽越国的战事。然后，东瓯举国内迁到了江淮领域，具体是今天的安徽舒城地区。后来，则是对闽越和南越的兼并战争，直接向南拓土到南海。这件事说起来简单，不久折腾了三个小国家吗？一年搞定一个不就完事了。但，这哪是什么一年、两年就搞定的。汉武帝是公元前141年登基的，而闽越和南越被灭，分别是公元前111年和公元前112年。所以，东瓯及两越之事，断断续续地折腾了几十年。

当然不会只有这么一件事。马邑之谋后，汉匈大战正式开打。这场大战争，终汉武帝一生都没有打完。一边打仗、一边拓土，卫青略河南地，于是城彼朔方；霍去病定河西地，于是城彼河西。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通过漠北大战，基本上把匈奴给彻底打残了。之后，虽然战争不断，但是跟匈奴之间已经没什么大战了。

折腾完匈奴，接着就折腾西域。张骞出西域之后，汉帝国出使西域的使臣，络绎不绝于整个丝绸之路。出使解决不了问题，就继续出兵搞战争。于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塞上万里，远征西域，彻底把西域这地方的城邦王国给打服了。

北边是匈奴、南边是两越，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哪有这么简单。

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

开道西南夷，在灭国两越之后，又在西南和南越地区连年搞战争，拓土十七郡。同时，在东北一直打到今天的朝鲜，设置汉四郡。所以，你完全可以说，汉武帝已经打遍了整个地理视界。

这武功够牛吧。真的够牛。但雄主风骚、天下疲敝。大汉国库早就折腾了个底儿掉。农业文明的帝国财政，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哪怎么办？汉初就有卖官鬻爵的老办法，就是明码标价的卖官鬻爵。

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

但是，这也不够。于是，只能搞财政改革，简单说就是收税。于是，推行算缗、告缗之令，直接向富人和商人收取财产税。有地要交钱、有车要交钱、有船也要交钱。国家也没空统计你家财产是多少，就让你自己报，报多了没事、报少了直接给你全部没收。而告缗令，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了，谁揭发隐匿不报者，谁就能跟国家一起分钱。

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

啥意思？酷吏杨可推行告缗之令，基本上，中产以上的富人，全被告了个遍。于是，大汉帝国就彻底没有富人了，大家一起变成贫民。

然后，还不够。那就搞货币改革。把铸币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朝廷统一铸钱，于是汉武帝就开动印钞机死命造钱。但足斤足两地造钱太费劲，于是直接发行大额货币，以前一个铜钱当一文，现在则是当十、当五十的用。材料没增加，面值却涨了十倍。

再后，还不够。但是，中产之家抢成了破落户，商贾之人抢成了无产者，老百姓能抢得几乎都被抢遍了。这时候就该加征农业税了吧，也就是田租。大汉帝国虽然田租不高，但一直在收人头税，也就是口赋。所以，整体税负也不低，从田地里面，再怎么抢也榨不出多少油水。但是，不用担心，还有一伙人没抢，那就是诸侯王和列侯们。诸侯王和累世列侯们，可有的是钱。于是，汉武帝就盯上了这些人的钱袋子。

你欺负富人可以、欺负商人也可以，欺负老百姓更可以，但你敢欺负大汉的这些显贵吗？这些人可不是有钱的问题，而是有地位、有权力的一伙人，历朝历代的皇帝也不敢得罪这伙人。但是，汉武帝是个奇葩，非要从这些人身上榨出钱来。刚开始还树个标杆、讲讲道理。你看人家卜式，就是一个放羊的，还能捐出家产支援国家，你们也得意思意思。但，这伙人死活不意思。好吧！既然你们不开窍，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于是，汉武帝搞了一个酎金案，一气免了一百多个侯爷。让你捐你不捐，那就给你留条命，其他的全部拿走。这就是汉武帝的霸气。

你别以为汉武帝只会抢富人、商人和列侯，对一般老百姓和穷人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没办法，国家就是缺钱，而汉武帝又不能过苦日子。所以，老百姓也得交钱。但是，直接加税去抢钱，这手段太LOW，而且也太费劲，容易搞出民变来。汉武帝的做法就是盐铁专营，要生产，就得需要铁器；要生活，就得需要食盐。对不起，这些东西，你们统统向我汉武帝花钱买。盐铁都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多少钱也得买。于是，汉武帝靠着垄断经营又豪横地赚了一大笔。

到这个时候，汉武帝成了整个大汉帝国中最有钱的人了。有钱就不能消停，对外战争不能断、对内折腾不能止。于是，晚年的汉武帝又搞起了淫祀滥祭和求仙找药。又是整个天下的大折腾。

就汉武帝这么折腾，到底折腾了多少钱？这个钱你根本就没法统计。西汉百姓一年缴纳的正常税赋，最高也就四十亿钱。但这些钱肯定不够用了。不够用就得搞钱，而汉武帝通过各种手段搞来了多少钱？皇室收入达到了八十三亿钱。

而为了能搞到这些钱？汉武帝把富人给抢了、把商人给抢了、把百姓给抢了，甚至把诸侯王和列侯也给抢了。凡是能抢的人，汉武帝几乎全都抢了一遍，甚至有些人得抢好几遍。

这就是汉武帝的折腾。

但汉武帝这么折腾，大汉帝国为什么没亡国呢？

首先，国家是个活系统，没那么容易被搞死。活系统的抗打击能力相当强，根本就不是一个昏君、一个奸臣、一个错误就能搞死的。而大汉苦心积累了70多年，即便汉武帝死命折腾，也就一朝回到建国前，所以老百姓也不是必须得死。关键，汉武帝这个折腾是相当平均地折腾。隔壁老王家优哉游哉，而你家却被苛政搞到破产，就是这口气也不能咽，于是你肯定要揭竿而起。但是，你家不咋样，隔壁老王家还不如你家呢，你也就没有造反的冲动了。

其次，汉武帝打遍天下，无人能与争锋。汉武帝折腾了这么多钱，他都拿去干什么了？四处找神仙，浪费掉了很多。但也不是全用在淫祀滥祭上了。汉武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大汉边防军，这伙人打遍了整个地理视界，什么匈奴人、什么西南夷、什么两越，全都被摁在地上摩擦。所以，大汉帝国基本上就没有外患。对内也同样彪悍，别说酷吏有多牛，就说已经被折腾到精疲力尽的大汉百姓，谁还有精力去造反？同时，汉武帝对一般平民，特别是遭遇水旱之灾的灾民，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有的是钱，自己能拿出来玩高消费，当然也能拿出来救助灾民。反正整个大汉帝国就汉武帝最有钱。

第三，问题迟早会暴露，但暴风雨不会马上到来。汉武帝这么折腾，把整个国家都给折腾成经济破产。即便当时没有什么财政赤字，但老百姓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问题肯定会有。但问题并不一定在汉武帝时期就要暴露出来，至少不会激烈地暴露出来。汉武帝之后，大汉帝国真的遭遇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于是，盐铁之议，就是讨论国家的财政挽救措施。但这些都是汉武帝之后的事情，汉武帝时期，大汉还在鼎盛。

2. 汉武帝是否摧毁了汉朝的经济？

因着汉武帝开疆拓土、沟通中西的功绩，很多国人对他满怀膜拜之情。在他们眼中，那是一个中国空前伟大强盛、自豪自信的时期，在不吝赞美之余，长恨此生不能生活在那个“虽远必诛”的时代，对他的荣耀“与有荣焉”。

因为人类生存最关心的，无非是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与言论自由，今天我们就以这三个话题为突破口，来看一看，假如大家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

人身安全。汉武帝是一位雄猜阴刻、穷兵黩武的皇帝，生活在他的时代，无论是王侯贵戚还是草芥之民，所过的都是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就上层而论，汉武帝猜忌群臣，因此被诛戮者比比皆是。

仅以百官之首的丞相来讲，在汉武帝在位54年间，曾更换过13位丞相，除1人托孤留任外，其他12位丞相被免职者有7人，因罪自杀者有5人，而被免职的丞相当中，有2位最终也横死（窦婴、田蚡）。丞相得善终率还不到50%，其他官员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

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四种算是到了“大霉”，即亡人（流亡在外之人）、赘婿（入赘到妻子家中之人）、贾人（商人）、奸猾吏民（被官府判定为投机取巧或不安定的分子）。汉武帝推行“实边”政策，这四种人全部在征发之列，需要无条件地离开赖以生存之地，远迁到杀机四伏、荒凉生疏的边疆，和平时期作为生产者，战乱时期则作为抵御外族的“肉盾”，其下场之惨无以言表。

就算你不是王侯公卿，就算你不在“四种人”之列，作为一介草民，你依然有沦为战争“炮灰”的危险。汉武帝推行穷兵黩武政策，却匈奴、灭南越、吞朝鲜、并闽粤、开西南夷、“凿空”西域，一连串辉煌战果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

历次对外战争加上天灾人祸，到汉武帝晚年，帝国人口数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那简直跟中“六合彩”一样幸运。

财产安全。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财产安全也是种奢望。战争是一种极度烧钱的游戏，在武帝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等政策下，汉初六、七十年间休养生息、厉行节俭而来的巨大国库盈余，到了他的时代被挥霍一空。

为筹集战争经费，维持帝国正常运作，外加满足其骄奢淫逸的享受，汉武帝开始对民间大事搜刮，强令推行“算缗令”。所谓的“算缗”就是征收财产税，其中的“缗”即一千钱，“算”即一百二十钱，一说为二百钱。

“算缗令”规定，无论大小商人还是普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只要手里有财产、车船等工具的，统统都要被强令征税。其中，商人每二缗征税一算，手工业者每四缗征税一算；不是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即跑运输用的双轮木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而又有车的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条船抽税一算。

财产税如此之高，难免会出现隐瞒收入和抗税偷税现象的发生，为杜绝这种现象，汉武帝又推行“告缗令”，鼓励知情者揭发他人隐瞒财产不报或自报不实现象，一旦坐实，朝廷不仅会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其戍边一年，而告发者也会获得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告缗令”一旦推行，各地出现争相“告缗”的大高潮。

经过“算缗令”和“告缗令”这两记“重拳”，在肥了朝廷的同时，民间破产败家者比比皆是，情况之惨淡无以言表。《汉书·食货志》曾以沉痛的笔调写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生活在这个时代，但凡手中有点钱的，都没有多少活路可言。

言论自由。一个盛世真正令人向往之处，往往不是什么“万国来朝”、“虽远必诛”的天朝气魄，而是要让百姓生活在免于恐惧之中，这必然要涉及到言论自由问题。汉武帝时期有言论自由？简直是笑话！汉武帝集大权于一身，为了控制言论，压制不同意见，曾颁布过骇人听闻的政策，将“腹诽”定为正式的罪名，犯此罪者往往会被判处死刑。

所谓的“腹诽”，就是说某人对朝廷某项政策内心不满、有意见，却并不说出来，只在心里嘀咕，这就在主观上犯了“腹诽”罪。“腹诽”正式作为罪名而出现，是在大司农颜异受诛之时。颜异因对汉武帝准备推行“白鹿皮币”（一张皮币价值四十万钱，凡王侯到长安朝觐时都要购买，是一种变相勒索）有异议，结果被御史大夫张汤告发犯了“腹诽”罪，最终竟因此被处死。

“腹诽”罪一旦入刑，朝廷内外人心惟危，再不敢有对朝廷政策不认同的声音出现（“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见《史记·平准书》）。作为“肉食者”的公卿大夫尚且因惧怕“腹诽”罪受到处分，那么草芥之民对它的畏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只能无条件地拥护朝廷政策，如果有异议，打算沉默以对或闭口装哑巴，那也是要掉脑袋的！

汉武帝时期如此恐惧，在了解到真相后，你是否还有勇气生活在那个时代？

3. 汉武帝时期一直在对外征战？

中国古代有许多帝王立志横扫寰宇、气吞八方，而汉武帝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这一点从他谥号中的“武”字就可以看出。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世人皆知他横扫匈奴的壮举，并为他“气吞万里如虎”的霸气所折服。不过，历史除了记载那段令人心潮澎湃的时代以外，还为后人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汉武帝横扫寰宇的底气是什么？

要知道，在汉朝初期，可谓百废待兴、国力衰弱，《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可是在汉武帝初期，汉朝国力就已经非常鼎盛，《汉书·食货志》云：“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同样是《汉书》当中的记载，但在两个相距不甚远的时期竟相差如此巨大，那么，在汉初到汉武帝时期这短短的数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从汉文帝到汉景帝统治时期，才是汉朝真正的盛世，因为他们缔造出大汉王朝最坚实的基础：文景之治。汉初社会动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汉朝统治者吸取秦朝覆灭教训，尊崇“黄老之学”，推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无为而治的思想真正被发扬光大是在汉文帝以后，他作为偶然登上帝位的皇帝，却比大多数皇帝都要表现的更好。针对汉初的诸多问题，汉文帝作出一系列举措，在宫中他倡导节俭，杜绝奢侈；政治上他虚怀纳谏，广开言路，政治清明；经济上他推行“无为”，减少苛政，减轻赋税，与民休养生息，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汉文帝死后，他的儿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在继续推行无为而治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汉朝的发展。

文景之治时期的重臣晁错曾提出过在后世颇受诟病的政策：重农抑商。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后世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农抑商，在汉朝时却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贾谊提出农业是国家根基，应该把粮食贮存起来，因而为汉武帝留下“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盛景，而这便是他们为汉武帝所做的战略储备。

可以说，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征讨匈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汉武帝有了打仗的底气，不过，光有文景之治却是不够的。文景之治的确为汉武帝缔造出一个富足而强大的帝国，但汉武帝时期的战争频率实在高的惊人。从公元前135年到公元前89年，汉朝从未断过战争，尤其是对匈奴的征讨，仅大规模战争就多达十五次，小规模战事更是不计其数。战争背后是高额的财政支出，仅是战后汉武帝对功臣的赏赐就用去黄金数十万斤，更不用说战争当中的庞大的支出，《史记》载：“是岁费凡百余巨万”。连年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所积累下的财富消耗殆尽，而就在汉朝对匈奴战役进行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汉朝却面临巨大的危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为了击败匈奴，汉武帝只能进行改革，集中社会财富，补充军费。不过改革并不容易，“无为而治”为汉武帝留下一个富足的帝国，但也隐藏着诸多深入骨髓的致命隐患。汉初由于无为，与民休养生息，导致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而地方豪强也趁机崛起，他们大肆敛财，兼并土地，许多农民被迫沦为流民或奴婢。晁错在他的《论贵粟疏》中就揭露道：“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除了地方豪强，汉武帝还面临着强大的诸侯势力的威胁。针对诸侯割据的问题，文景二帝已经开始进行举措，文帝不断削弱诸侯权力，景帝更是听取晁错建议进行削蕃，并镇压了七国之乱。不过诸侯势大的问题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汉武帝时期诸侯依旧掌控着地方财政，严重影响了中央的财政收入。

汉武帝为解决诸多问题，筹集军费而焦头烂额，而就在此时，一位神童却横空出世，为汉武帝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位神童，就是桑弘羊。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他年少时聪慧机敏，十三岁时就入侍宫中，深受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推出一系列经济政策，而在这诸多政策当中，对汉朝影响最大的就是“盐铁官营”。所谓盐铁官营，就是指官府对包括盐铁在内的诸多领域实施垄断经营，并设置行政机构专门进行管理。通过盐铁官营，官府垄断了当时利润最大的几个领域，极大提高了财政收入。除盐铁官营以后，汉武帝还不断增加赋税，并新增算缗、告缗等针对商人的财产税，《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通过上述举措以及改革币制等方式，汉武帝将国家的财富集中起来，这才支撑起他横扫匈奴。因此，与其说是国家财政支持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对外战争，不如说是百姓支撑起了帝国连年的战争。

参考资料：

《汉书》班固

《史记》司马迁

《论贵粟疏》晁错

4. 汉武帝是如何维持战争开支的？

汉武帝期间，持续发动战争，尤其是对匈作战，差不多四十年兵戈未息。对了应对战争机器的运转，汉帝国不停地“吸血”填补军费无底洞。到汉武帝去世前，原来非常富裕的帝国，变成了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惨状。若不是他及时醒悟，停止了战争，汉帝国走向亡秦之路就是眼前的事！

那么，四十年的战争，汉武帝的战争经费哪里来的呢？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文景之治的家底；盐铁专卖政策；算缗告缗政策；货币改革；卖官鬻爵。

文景之治，是中国帝制时期第一个鼎盛期。根据《汉书》描述，文景之治四十年，汉帝国人口增长了四五倍，粮价跌倒十几文钱一石，太仓粮库立存放的粮食，层层积压，根本吃不完，每年大量腐烂，光是京师的库藏铜钱，多达数千万钱，根本花不完，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由于库藏的充足，汉帝国几次下调农业税，由最初的十分之一，降到三十二分之一。工商业的发展迅猛，税赋甚至都超过了农业税租。

这些家底，为汉武帝战争初期提供了充足的供应。汉武帝对外战争前十几年，基本上都是靠这些家底支撑，直到元鼎年间开始出现财政紧张的状况。

盐铁专卖政策的实施，是汉武帝一朝最重要的输血管道，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汉昭帝时期，才开始逐步取消。

盐铁专卖仅仅是一个统称，它包括的项目，除了盐和铁外，还包括酒、茶等，基本上涵盖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资源开发类商品，如盐矿、铁矿，一类是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商品，如酒、茶、盐等等。

矿产类属于自然资源，无本万利的买卖，国计民生类经济容量巨大，获利基数大。这些项目由国家垄断经营，等于变相从民间资本手上夺利，因而这项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收到抨击。但它确实为汉武帝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算缗也是一种从商人手中夺利的手段，是针对商人的“附加税”，自元光六年开始执行。主要的内容有：交通工具税，每辆车征税120钱，商人的车240钱，五丈以上的船征税120钱。

又征对商人和高利贷从业者，营业额每二缗（2000钱）征一算（120钱）；对手工业者，每四缗（4000钱）征一算（120钱）。

如此高的税赋，导致众多商户逃税，想方设法瞒报。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汉武帝又推行了告缗，鼓励举报瞒报的商户，举报者可得到被告人的一半资产。

算缗告缗的实施，对富户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全国富户，要不被朝廷掠夺，要不就是被告发破产。这项政策的实施，虽然有效充实了国库，但对汉帝国经济的繁荣打击非常大。

基于这个政策的破坏力，连汉武帝也看不下去了，元丰年间停止了。

汉帝国自汉文帝起，允许民间资本铸钱，采取市场机制，自然优胜劣汰，所以，汉文帝时期的钱币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空前状况。

铸币的利润是比较丰厚，比如吴楚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吴王刘濞，他就是依仗铸钱，使他富甲一方，连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都远远比不上他。

汉武帝自然不会放过这块肥肉。汉武帝重用桑弘羊，收回铸币权，由中央统一改铸五铢钱。

汉武帝后期，为了弥补军费的巨额开支，各种层出不穷的手段都用上了。国库耗光了，富商也被搜刮的差不多了，能生钱的项目也都变国营的了，老百姓身上也实在榨不出油水了。汉武帝又实行了纳粟拜爵补官，和赎罪制。

所谓赎罪，就是花钱顶罪，官民皆可。包括名将李广在内，几次花钱赎买战败的死罪，司马迁就是因为没钱赎罪，只好接受了宫刑。

汉武帝特地创造了一种“武功爵”，分为十一等，每等明码标价十七万钱，只要有钱随便买。有了爵位可以免除徭役，可以优先获得做官的资格，即使将来不小心犯罪，也可以拿爵位抵罪。就这一项政策，为汉帝国创收三十万斤黄金！

即便汉武帝花样百出的敛财手段，但相对于战争的无底洞，国民经济被各种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搞得频临崩溃。到了汉武帝末年，人口比初期下降了一半多，因为老百姓大量流亡，开始出现流民作乱的情况。

汉武帝意识到帝国面临生死存亡，这才下旨停止战争，着力恢复经济，又将汉帝国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5. 汉武帝时期财经政策调整的实行背景是什么？

一、历史背景

由于汉武帝连年不断的用兵，加上他兴建豪华宫殿，求仙封禅，耗费了巨大的财富，造成国库空虚、国家财政濒于崩溃的状况。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增加国家收入，他制订并推行了一系列的财政经济政策。

盐和铁是古代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两种极为重要的物质，因而，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是获利丰厚的事。从战国到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不少人因此而发了大财，甚至富比王侯。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和贩卖，私人不得经营盐铁，否则处以严刑。武帝重用精明能干的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3人主管盐铁官营事项，并在各郡县设立盐官和铁官，有效地保证了盐铁官营政策的执行。盐铁官营实施的结果，为汉王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对解决当时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

汉初以来，币制混乱，私人、郡国皆可以铸造铁币，因而导致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铸出来的钱质量低劣，规格不一；另一方面，有的贵族官僚、富商大贾通过铸钱而富比天子，对中央构成威胁。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武帝下令严厉禁止私人及郡国铸钱，把铸币大权完全收归中央，国家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负责铸造五株钱，作为唯一流通的货币，以前私铸的钱币运往京师销毁。这样，币制混乱的局面得到制止，朝廷又获得了可观的铸币之利。由于五铸钱的面值与含铜量相符，大小轻重适宜，自武帝中叶起至隋代的数百年间，它基本上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

缗”是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一千钱一串，称为一缗。所谓“算缗”，是指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令，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文），手工业主资产凡四千钱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税二算，对财产数量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财产。由于商贾大多对其财产呈报不实，武帝又下达告缗令，重奖揭发者，明确规定，告发商人隐匿财产而属实的，可得到该商人全部财产的一半。当时，他任用杨可主管告婚事务，重赏之下，人们竞相告缗，告缗之风遍及全国，人称之“杨可告缗遍天下”。这样一来，全国中等以上的商人大多数破产，朝廷却因此而发了一笔横财。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桑弘举的建议，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将各郡国输往中央的贡品，除部分供应京师需要外，其余运往行市高的地方去销售，卖得的钱交给中央政府。这样，既减少了运输的不便，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平准”，即在都城长安设置平准官，统管各地均输官运到京师的货物，除供朝廷需用外，根据长安物价涨落的行情，“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达到平稳物价、增加朝廷收入的双重效果。

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尤其是他十分关注的对象。他起用徐伯等水利工程家，修建了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有名的灌溉渠道，使关中大量的农田得到了灌溉。汉武帝还亲自指挥了黄河决口的堵决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