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顾颉刚日记，山海经是谁写的？

感谢邀请。

已经受邀回答过类似话题了。再被邀请，不胜荣幸，那就转换角度，加点新料，再答一次。

一，《山海经》是本很古老的书。“老”到什么时候呢？至少成书于公元前两三百年之前，或者还要早。

司马迁公元前100年前后开始写《史记》，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过《山海经》了。而且，他不是浮皮潦草地翻阅，一定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不然，他不会专门在《史记》里讲到，他为何不把《山海经》的记述写进《史记》。这说明，《山海经》在当时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说：“《禹本纪》 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翻译成白话文是：《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昆仑山有二千五百余里高，是日月相互隐避和各自发出光明之地。昆仑之上有醴泉和瑶池。”张骞出使大夏之后，最终找到了黄河的源头，从什么地方能看到《禹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谈论九州山川，《尚书》所说的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至于《禹本纪》和《山海经》里所记载的怪物，我不敢说。

这也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对所依据的材料，是十分客观和严谨的。另外，他没提到《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二，还可以证明《山海经》既古老又著名的一点，是司马迁出生时距秦皇焚书仅几十年，写《史记》时也仅百余年，但当时先秦的典籍已经极度稀缺。

能了解到六国或更早的文献，只有两条线索，一是今文经学，这是靠授业学者口口相传，然后由学生以篆书记录而成的古文献，主要是儒家的《六经》；第二，是藏于孔府墙壁等处，躲过秦廷搜检的古籍，这样的书籍以六国文字写成，形成了古文经学。

恰好，司马迁既跟随孔壁藏书的伏生，以及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又拜今文经学巨儒董仲舒为师。不论司马迁从哪个渠道读到了《山海经》，能被人背诵下来的一定是重要书籍；能藏于孔壁的也肯定是书中精华。总之，《山海经》这本书很不简单。 三，最早提及《山海经》作者的，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他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王刘交的后裔，后来改名叫刘秀，不过，此刘秀非彼刘秀。

刘歆比司马迁稍晚几十年，在儒学上很有造诣，于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亦为大家。

他校订了《山海经》，然后给汉哀帝上表，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他说《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等人。

比刘歆稍晚一点的东汉王充，接受他的说法，在自己的《论衡.别通篇》里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止，以所见闻，作山海经”——他说执笔写《山海经》的主要是伯益。

东汉还有一本很厉害的书，是赵烨写的《吴越春秋》。里面说：“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四，后来，历代学者研究《山海经》的不少，对刘歆所说的作者，臧否参半。不过，近代学者基本不认同这个说法，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如下——

1，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卫挺生，在《山经地理图考》一文中说，《山海经》是邹衍为“巨燕”时期的燕昭王制定的地理勘察纪录——邹衍是《山海经》作者。他又在《燕昭王之（大帝国）巨燕考》和《驺衍子今考》中做了进一步论证。 2，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认为，《山海经》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他写了《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做论证。

3，台湾学者史景成认为，《山海经》是楚国史巫之官在国势日衰、臣主共忧的局势下，应运而编纂之书。他写了《山海经新证》。

4，在这些人之前，清末的大学者郝懿行的观点很值得重视。他为郭璞所注《山海经》作了详细笺疏，并认为：“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tè）；夏官职方亦掌天下地图；山师、川师掌山林川泽，致其珍异；邍（yuán）师辨其丘陵坟衍邍陉之名物；秋官复有冥氏、庶氏、冗氏、翨（chì）氏、柞氏、薙（tì）氏之属，掌攻犬鸟猛兽虫豸草木之怪蠥（niè）——他的意思是说，周朝官府中有各种各样的职官专门职掌天下舆图的档案资料，包括了中国境内的山川地理、动植物产及地下矿产、名山祭典、远方边裔的情状等等。《周礼》中，专门记载了邍、翨、薙这些分管官员的名字。 五，前面说的这几种观点，皆有其依据和考证。综合起来，确定《山海经》由谁创作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1，《山海经》成书之前，其内容已口头传播了相当长时间；正式调查纪录形成文字的，应为周朝王官，或诸侯职官，其中史巫亦为重要人物；其后，历经邹衍及其后学，包括史巫、方士之流秘观、改编；并且在形成系统文字过程中，与楚国有关。

2，《山海经》所包含的如此广博而深入的地理资料，不是邹衍或者他带领的燕国探勘队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居于南方的楚国史巫能深入各国、远方及外围可搜集到的。天下土地的地图、九州海外的舆情，只有周朝中央政府的世袭王官，才有可能保存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至少《山海经》里的《山经》部分，是周朝珍藏的舆图资料——

首先，《中山经》部分，以河、洛京畿为首，那是唐虞夏历代都城所在，也是周朝政治中心，为天下之中，非一般人能够进入并掌握其舆图；从书中可知，纪录《北山经》、《西山经》，是自京洛为中心向北、向西放射性展开调查纪录。

其次，书中记载的祭祀诸山区图腾神的祭仪，皆与《周礼》中的祭名、仪式相一致，显然是由中央职司祭祀的司巫，率领巫师集团担任，不可能出自诸侯国某些人之手。

再次，对于周朝的远方边裔，是需要“任土作贡”，向周王室“书面报告”，再由周朝职司贡职的官员整理所贡舆图予以保存，周王室靠此掌控海内外舆服情形。也正因为各地域分由不同职官纪录整理档案资料，书中不同部分，才有不同文笔、不同方言的歧异情况。 3，后来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逐渐强大，慢慢也有了掌握更多地理舆服情况的需要，且各自的行政班底日益完备，也有人开始职掌纪录地理舆服，于是出现巨燕、大楚从自己角度的记载。因此书中甚至出现以“西周”为称呼的字样。这样的内容，应为诸侯国纪录的国家档案。

4，古中国具有东、西两大神话体系，在《山海经》中俱备——炎、黄原发祥于西北，再向东发展，由此保留了早期西北的神话资料；东方滨海夷族，帝俊系统的神话资料是另一大宗，书中占了不少比重；另外，周朝统一后，殷商文化并未彻底沦没，书中保有其部分资料；还再加上南方之楚，成为重要一系，也拥有丰富的神话资料载于书中。《山海经》体现的这种神话体系纷然并陈的现象，一方面表现了非由有能力的政府一级而无法搜集；另一方面也说明聚集本身是一个过程。 （王子朝奔楚）

六，近些年来，关于王子朝奔楚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大影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深受宠爱。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未及立王子朝为太子而去世。国人拥立周景王嫡长子姬猛为王，王子朝击杀姬猛自立为王，后晋国攻打王子朝，而拥立姬匄，是为周敬王。于是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

这件事，是春秋晚期具有重大影响的转折性历史事件。楚本苗蛮，但自此以周王室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核心文化，南迁下行，使楚国文化一下丰富多彩起来。

而且，周朝典籍分散传播，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促生了其后的诸子百家争鸣。不然，何以楚地出土各种简帛最多，且突然春秋战国之交各诸侯国文化大盛。

同时，这件事也还涉及周朝史官老子的去向之谜；以及作为周王室档案的《山海经》的流失并至后来辗转于楚、燕，兼收并蓄，成为奇书。

王子朝奔楚，当在公元前515年前后，与老子、孔子同时。《山海经》成书，约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二书之间——即战国晚期形成《山海经》的原形；后又经汉代多人整理，成为流传至今版本。这个时间，与王子朝奔楚是契合的。

好消息是，在原来的楚界内，发现了名为“不见冢”的大片东周墓葬，随着保护及发掘，或许能够解开王子朝奔楚之迷。 （可能是“不见冢”的东周大墓遗址）

现在看到的《山海经》，三万余字，由《五藏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和《海内经》组成，总共十八篇（卷）。这个篇目，经历了若干次变化。汉成帝时尹感校订的仅为十三篇；哀帝时刘歆（刘秀）删汰、校订、合编为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收录的是前一个版本。至今流传的，是晋代郭璞整理注释的版本，原来为二十三篇，后出的改为十八篇。明代杨慎对郭本作过补注；清代郝懿行又作笺疏；毕沅依郭注重新校订，博采书传，被称善本。

（图片选自网络）

2. 鲁迅是国学大师吗？

他不是一般地大，是大很了。其《中国小说史略》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被称为中国文艺史上的双璧！鲁迅小说、散文、诗歌及杂文熔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炉，在那个黑暗年代里，为唤醒麻木巨民，如黎明曙光，雄鸡破晓！

3. 请问把周易研究透彻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的《周易》有三百八十四卦六十四爻，与殷商后期的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殷商后期的甲骨文用龟壳和牛骨刻符，作为卜辞，祭司用火烤看裂痕，是用来“祭祀和占卜”的，就是用来祭拜（死去的人）祖先和问卜的。《周易》用卦和炎来算卦的，也是用来“祭祀和占卜”的。祭祀祖先（死去的人历史），占卜它的结果！

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顾颉刚在《古史辩.第三册》“周易卦爻辞中的六则故事”：

《1》王亥丧牛羊与易国的故事。1、殷先祖王亥失牛羊易国被围困，但没有危险，卦六五爻辞“喜”；2、王亥行淫享乐，易国绵臣将王亥杀死，并夺取了他的牛羊，卦上九爻辞为“凶”。

《2》高宗伐鬼方的故事。殷高宗武丁征伐鬼方，用三年时间取胜。卦九四爻辞“吉”。

《3》帝乙归妹的故事。殷帝乙把女儿嫁给周文王，又将其妹作为陪嫁，而且妹妹的嫁妆比姐姐还要漂亮，卦六五爻辞“喜”。

《4》箕子明夷的故事。箕子猎得鸣鵊鸟，结果是吉利，卦六五爻辞“喜”。

《5》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康叔在平定蔡叔、管叔、武庚等人的反叛，一日三捷，把俘获的众马献给周成王。卦卦辞“大吉”。

《6》（周文王）王用享于岐山的故事。殷纣王囚禁周文王于羡里，又释放他，使他回归岐山周原，周文王祭拜祖先在西山，报答祖先神灵报佑，卦上六爻辞“幸”。

（早期孔子的画像）

总的来说，《周易》就像是司马迁的小《史记》，用卦爻算卦来叙述过去祖先发生的事情。孔子出生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末期，孟子说：孔子的儒家是“周孔之道”，就是说，孔子继承了西周祭祀的文化。孔子的儒家是从周公旦的周礼“巫卜占祭礼史”中分化出来的，孔子编辑的《春秋》也是记载着鲁国的历史，也就是说孔子与《周易》叙史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孔子拜《周易》为儒家的圣典！

4. 对传播中华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学大师？

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国学作为中华固有之学当然是源头中的源头。具体谈到国学，目前尚无特别统一的定义。因此，或许每个人心目中的国学大师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下面，我分别按几个不同的标准来谈谈各种类型的国学大师。

顾名思义，很多人认为在国学方面出版很多专著，有过许多研究，同时也有很高知名度的专家就是国学大师。这样的定义当然有点窄，但是我们不妨就拿着这把尺子衡量一下当今的国学大师。

今年双11的时候曾仕强先生去世了，很多人把曾老先生看做是国学大师。曾先生著述颇丰，作为大学教授，不算论文，光书籍都至少出版了几十部。

但是，假如你以纯粹学院派的标准来看，他和前面时代的那些国学大师比起来就有些勉强了。

民国时清华大学有四大国学大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这些人哪一个的学术成就拿出来都是怪兽级别的——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还是数学家、物理学家，文理全才，强得令人发指！

王国维是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奠基者！被称作“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他还是一位没事就爱参加政治运动的主儿，有限的时间内精力可谓无限！

陈寅恪的强大则可以看看同为四大师的梁启超的评价——“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

所以，如果仅仅按照学院派的严苛标准，甚至连曾仕强先生这样的大家被称之“国学大师”都有些勉强。只有像梁启超那样极少数智力、精力过人，又在一个领域深深耕耘的专家学者，才有这个获选资格。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曾仕强老师算不算国学大师呢？

以实战派的标准来看，当然算！

众所周知，曾老爷子可能专著没有前面我所说的大师们多，也不是什么学科开创人、奠基者，但他对传播中华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在新时代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曾老爷子曾在百家讲坛讲《易经》、《胡雪岩的启示》等课程，使无数观众得到了启迪，而且在获取信息更为便捷的网络时代，他的很多讲课视频都能在今日头条等资讯平台上看到，这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影响力。适逢老先生驾鹤西去之日，有的观众朋友甚至直言——是曾仕强老师开启了我的智慧之门！国学大师只服曾先生！

请问，如果这样能够改变人思维方式，影响人一生的人都不算国学大师，谁又算呢？

所以，我这里说的实战派的标准指的就是不局限于国学学术圈的研究，在民众中影响巨大的中华传统文化演讲者或者是布道者。

以这个标准来看，不独有曾仕强老师，易中天老师、王立群老师、钱文忠老师等等上过百家讲坛、大家评价颇佳的老师也都算国学大师。

也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新媒体传播的速度太快、力量太大，单单靠影响人的数量多少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国学大师就有点儿不靠谱了。

王力宏、周杰伦等歌星在其作品里会添加一些传统戏曲音乐元素，他们的影响力又不是曾仕强等文化学者可比的了。按照上面的标准，那岂不是很多搞“中国风”的歌星也算是国学大师？

荒谬，荒谬！

所以，钱文忠先生才会在一次演讲中说：“请不要叫我国学大师。中国现在没有国学大师，而且在可以预见的两三百年，也不会再有国学大师，因为土壤没了，这个植物是长不出来的。‘大师’现在是一句骂人的话，我实在不敢当。”

王立群先生的态度也很同样谦卑，当别人问到您看中国现在有没有国学大师时，他说：“我一个人看不行，我刚刚说了，要得到普遍认同。如果季羡林先生都不承认，估计也不会大多了。”

为什么这些已经颇有影响力的学者都如此谦卑呢？

我想中国古代对人死后“三不朽”的评价标准就是个中缘由。

《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立功好理解，帝王将相建功立业可谓是立功，诸葛亮、张良、刘伯温等等精通中国文化的牛人都算是因立功而被后人铭记。

立言更好理解，李白、杜甫、苏轼、司马迁等等都做到了。

立德反而是最难的，曾国藩有云：“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

中国古代圣贤对于个人的道德情操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个人应对转圜、与人打交道上面，更多地体现在一个人独处一室、不欺天地鬼神上面。

曾国藩为什么说立德最难呢？我们可以看看他自我要求的一个小例子。

道光22年，曾国藩的朋友陈源衮家中新纳了一个小妾。曾国藩听闻此女貌美如花、天香国色，便亲自上陈府一睹其芳容，还当朋友面说了一些调戏的话。

这件事情即使放在今日，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大书特书、上纲上线，我只是赞美了朋友的老婆(更何况当时妾的地位很低)好看，食色这是人的天性，只是几句话有什么关系？？？

可对于追求“立德”的曾国藩来说，这反映的恰恰就是他个人道德上的瑕疵，对于色欲的贪恋。

回家后，曾国藩自责不已，在日记上写道——“猥亵大不敬”。

试问，现在俗世当中又有多少国学专家能做到如同曾国藩一般的自省呢？更别说能再进一步诚意正心了！

所以，钱文忠说中国再无国学大师，有几分道理在里面。

所以，有人说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些僧人、道长是国学大师，也有几分道理在里面。

作为有态度的思想者，不虚伪的修行者，采药君欢迎您的关注。

5. 中国有多少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列表

总结古今所出现的历史学家。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历史学家列表

外文名

List of historians

类型

历史

中国古代历史学家

司马迁（前135年?—前87年?），《史记》

班彪（3年—54年），中国东汉史学家

班固（32年—92年），《汉书》

班昭

陈寿（233年—297年），《三国志》

范晔（398年—445年），《后汉书》

刘知几（661年—721年），《史通》

杜佑（735年—812年），《通典》

司马光（1019年—1086年），《资治通鉴》

马端临（1254年—1324年），《文献通考》

顾炎武（1613年—1682年）

王夫之（1619年—1692年）

王鸣盛（1722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

赵翼（1727年—1814年），《二十二史剳记》

钱大昕（1728年—1804年），《二十二史考异》

章学诚（1738年—1801年），《文史通义》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

夏曾佑（1863年—1924年），《中国古代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柳诒征（1880年—1956年）

陈垣（1880年—1971年）

陈寅恪（1890年—1969年）

胡适（1891年—1962年）

郭沫若（1892年—1978年）

范文澜（1893年—1969年），《中国通史简编》

顾颉刚（1893年—1980年）

钱穆（1895年—1990年），《国史大纲》

徐养秋（1896年—1972年）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翦伯赞（1898年—1968年），《中国史纲（1、2卷）》

周谷城（1898年—1997年）

郑天挺（1899年—1981年）

郭廷以（1904年—1975年），《近代中国史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张荫麟（1906年—1942年）

劳干（1907年—2003年）

吴晗（1909年—1969年），《朱元璋传》

白寿彝（1909年—2000年）

谭其骧（1911年—199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8卷)》

全汉升（1912年—2001年）

杨联升（1914年—1990年）

严耕望（1916年—1996年）

何炳棣（1917年—）

黄仁宇（1918年—2000年），《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

唐德刚

6. 燕京大学简介？

燕京大学

文化古城时期，近十年中，是燕京大学的黄金时代，在此之前，尚属初创阶段；在此之后，受到战局影响，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个时代正规而神气了。

“清华、燕京可通融”，文化古城时期在摩登仕女的心目中，清华的男士是“天之骄子”，燕京更是“天之骄子”了。

自然最好是欧美留学生，剑桥、牛津、哈佛、巴黎……这些学府中取得博士头衔的留学生，退而求其次，也要勉强找个清华、燕京的学生作意中人，“可通融”者，略有勉强之意也。

这时期燕京，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世界名望的第一流的学人数授，有风景幽美、建筑华丽、湖光山色的校园，有语言到生活一切都美国化的环境，有极为昂贵的学杂费用……是最特殊的、最洋气的、最神气的——这里我不用“贵族化”一词，因为在我的师友中，包括最熟悉的朋友，不少都是燕京出身的，并不是“贵族化”的人，也没有贵族化的习气。

燕京大学名义上是私立的，但实际上它是由教会立的。“教会”是指天主教或基督教，而“教会”又分好多派别，每种派别又各有名称，如圣公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等。这些都是基督教的教会。燕京大学在名义上是由美以美会、北长老会、伦敦会等教会团体合办的。

学校的经费是教会出的。基督教教会的根据地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以美国为主，在纽约有“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会”，在上海有“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多的时候，支持着十六所大学，到一九四七年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保留几所。燕京大学是其中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办的最好的一所，毕业的人也多，在政治上、国际文化上影响是最大的。

燕京大学创建于一九一九年，由船板胡同汇文大学校、灯市口佟府夹道协和女子大学校、通县协和大学校合并改组而成。这些学校所属教会不一样，如汇文是美以美会的学校，协和是公理会的学校，因而“燕京”后来就不是专属于一个教会，而是几个教会共同支持的了。

基督教办的学校，要宣传宗教，因而燕京大学开办之初就合并了美以美会的汇文大学神学馆（即汇文神科大学）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道学院而建立了燕京大学的“神科”，后来随着文科、理科改称文学院、理学院，神科也改为“宗教学院”。

司徒雷登是以办燕京大学起家，后来做了“驻华大使”，因《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大大出名。

老实说：这位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牧师的儿子，对于办燕京大学是花了一番大气力的。《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记道：

“十时半，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来，启明来。燕京大学想改良国文部，去年他们想请我去，我没有去，推荐周启明去。（启明在北大，用违所长，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

）启明答应了，但不久他就病倒了。此事搁置了一年，今年他们又申前议，今天我替他们介绍。他们谈的很满意。”

只此一点，亦可见燕大草创时期想法延聘一流人材的简况了。此事在《知堂回想录》中记载道：

“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我应了适之的邀约，到了他的住处，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刘廷芳相见，说定从下学年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事……学校里派毕业生许地山来帮忙做助教……每星期分出四个下午来，到燕大去上课。

我原来只是兼任，不料要我做主任，职位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元。”

当时他还是北大教授，又兼了燕大副教授。这时燕大校舍还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盔甲厂在北京内城的东南角，同西南角太平湖一样，在城墙没有拆除时，这里是死角，过路人不会走到这里来，是很安静的。

但是真要来时，那就要由东单往南穿胡同进来，或走苏州胡同，或进船板胡同，走到沟沿头，再往东南走，就是盔甲厂了。今天这是北京火车站广场的东南角，是最热闹的地方，可是七十年前，谁会想到这里会成为火车站呢？早期燕京盔甲厂的校址，是十分简陋的。虽然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

”简陋的校舍，有了大师，照样能办好学，教育出人材，但究竟不如既有大师，也有宽敞幽美的校园为好，不是可以相得益彰吗？也许是机遇吧，司徒雷登一下子找到了西郊篓斗桥明代米万钟家勺园的旧址，这样几年之后，使燕京大学拥有当时北京最美的校园了。

勺园在清华园的西南面，在海甸的北面，在圆明园废址的正南面，东面是城府村。

地址极好，交通较清华园更好，为去颐和园必经之路。不过当时虽说是旧家名园，但年代久远，早已荒芜，木石无存，只有进门后一座石桥，是勺园旧物。司徒雷登看中了这里，但这却是有主的，是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私产，原是为其父退居林下，颐养天年之用的。司徒雷登为此去了一趟西安，因西安教会圣公会西安中学校长董健吾的介绍，找陈树藩，想以三十万两银子的代价购买此园。

因在易俗社听秦腔，认识了两位老人，一位就是陈树藩父亲，婉转说明此意，陈父未置可否。不久陈树藩请客，慷慨秉承父意，将勺园送给燕大，不过有两个条件，就是在校园内为陈父立块纪念碑，另外将陈树藩创办的存德中学作为燕京大学的附中，每年可以保送五十名学生上燕大。

如此司徒雷登大喜过望，双方欣然达成协议。

燕大有了校址，便积极由美国著名设计师设计营建，完全用宫殿式建筑，不几年，在未名湖畔，一所美仑美焕的新学舍便建成了。全校共占地七百七十余亩，其中勺园旧址占三百余亩，另外尚买进了徐世昌的鉴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载涛的朗润园。

全部建筑费用，一共用了三百六十多万银元，建成六十六幢建筑物。一时燕大校舍、协和医院、北平图书馆先后建成，成为鼎足而三的宫殿式建筑群的样版，不但誉满全国，而且引起世界建筑界的注意。

在文化古城时期，燕京校园和清华校园成为全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

钱宾四先生《师友杂忆》记燕园、清华园道：

“燕京大学一切建筑本皆以美国捐款人姓名标榜，如“M”楼、“S”楼、贝公楼，今虽以中文翻译（按即穆楼、适楼），论其实，则仍是西方精神……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冯柳漪，一日来访，告余：‘燕大建筑皆仿中国宫殿式，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望之巍然，在世界建筑中，洵不失为一特色。

然中国宫殿，其殿基必高峙地上，始为相称。今燕大诸建筑，殿基皆平铺地面，如人峨冠高冕，而两足只穿薄底鞋，不穿厚底靴，望之有失体统。’余叹为行家之名言。

“屋舍宏伟堪与燕大相伯仲者，首推其毗邻之清华。高楼矗立，皆西式洋楼。然游燕大校园中者，路上一砖一石，道旁一花一树，皆派人每日整修清理，一尘不染，秩然有序。

显似一外国公园，即路旁电灯，月光上即灭，无月光始亮，又显然寓有一种经济企业之节约精神。若游清华，一水一木，均见自然胜于人工，有幽茜深邃之致，依稀乃一中国园林。即就此两校园言，中国人虽尽力模仿西方，而终不掩其中国之情调。西方人虽亦刻意模仿中国，而仍亦涵有西方之色彩。

余每漫步两校之校园，终自叹其文不灭质，双方各有其心向往之而不能至之限止，此又一无奈何之事也。”

这段文字，情景历历，读后不但能见清华、燕京校景之幽美与不同，亦颇足以启发人的思维，深入理解中西方文化之比较。

司徒雷登弄到了历史名园作校址，又从美国捐了不少钱来，盖起了华美的校舍，在燕东园、燕南园、朗润园修了不少教授宿舍，然后就大量延聘著名学者来讲学了。

燕京教授中外国人不少，不少既是著名学者，又是教会里的名人；中国名教授自然更多，其间也有与教会有关系的。如刘廷芳、洪煨莲、李荣芳、赵紫宸、简又文、许地山、陈垣、吴雷川等位，都既是名学者，又是教友、教会中的名人。北伐之后，燕大又来了不少名家：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等位，都是名实兼备、又肯实干的专家。

因而在文化古城时期的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是第一流的，有世界水平的。著名的美国人斯诺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

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燕京法学院和普林斯登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以文学院为主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

其它如和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仑比亚大学等美国名大学都有关系。因而它的学术交流、人材交流，更重要的是经济支持，都是多方面的，世界性的。

文化古城时期燕大，本科有三个学院，十八个学系。文学院有国文学系、英文学系、欧洲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新闻学系、音乐学系，理学院有化学系、生物学系、物理学系、地质学系、心理学系、家事学系，法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

另有宗教学院、研究院。以及制革专修科，属化学系；幼稚师范，属教育系。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其宗教活动及气氛，是靠宗教学院贯彻和维持的。它不同于文、理学院是教学机构，而是一个研究机构，它不招高中毕业生，而是招收文、理学院的大学毕业生为学生的，人数很少。

宗教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其它学院中各系教授，另外又是“燕大基督教团契”里的主要负责人员，作司教、讲道、办宗教学习班，这个组织就是燕京大学内部的教会，给要求参加基督教的师生员工举行洗礼仪式、举行礼拜、设圣餐会、宣讲“福音”，总之一切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在燕大都由宗教学院代办了。

这样使燕大整个学校，也像其它教会学校一样，全校弥漫着一种基督教气氛。

在此附带要说一下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一九二二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七千三百余所，学生有二十一万多人。

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课问题。北洋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同时不久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

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同时规定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氏任校长。一九三五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自然主要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待雷登一手包办。

“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

燕京大学虽然十八个系，可是学生并不多，办学规模只是八百人，有的系四个年级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个人。但是它的水平和质量是保证的。燕京学费、宿费、杂费，一学期一百五六十元，在当时是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但一些“书香门第”、“高门大户”的子弟是不在乎的，一些海内外巨商的子弟也是无所谓的，但有些普通人家子弟，往往就担负不起这样昂贵的学费、生活费，但如果直考进燕大，努力再争取到好成绩，那还是有办法读的，它有名堂众多的奖学金。

能获得一个奖学金名额，便可解决问题了。自然，更为贫寒的青年，或是要赚钱养家的人，要在燕大读书，那就困难了。自然，家中再有钱有势，而功课不好，中英文不过关，智力低下，那也是考不上燕大的。当年汉花园、清华园、燕园，这“三园”的入学考试都不是好闯的关，是不讲情面的。

燕京大学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因系美国教会学校，司徒雷登又当了校长，对付日本人，学校未受影响，又维持了几年，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在这天一大早就把燕大全部封了门，这虽然是“文化古城”时期以后的事，但和前面还是延续着的。

等到抗日胜利之后复校，那已是沧桑而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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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知道苏州的哪些历史记载和历史人物？

我再补充苏州名人二十三位:

樊春海 院士，生物化学家。1974年3月出生于张家港市，1992年考入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专业学习，先后获得学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王宽诚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201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唐孝炎 院士，环境科学专家。1932年10月出生于太仓市，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现任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七虎 院士，防护工程专家、军事工程专家。1937年10月26日出生于昆山市，1960年毕业于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防护工程专业，1965年获得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博士学位，现任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2年7月“八一勋章”获得者。

朱 敏 院士，古鱼类学家。1965年10月出生于张家港市，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90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学位，并留所工作，现任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主仼、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洪家兴 院士，数学家。1942年11月生于上海，苏州市吴县人，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1982年获得复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现仼复旦大学数学科学院教授。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龚知本 院士，大气光学专家。1960年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现仼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863计划大气光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政昌 院士，矿物加工专家。1960年6月8日出生于常熟市董浜镇，1982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2008年获得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薜永祺 院士，红外和遥感技术专家。1937年1月11日出生于张家港市，1959年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电子学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志愿 院士，口腔颌面外科学专家。1951年5月2日出生于苏州市吴江区，1975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1991年获得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名誉会长。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程开甲 院士 (1918-2018) 理论物理学家。出生于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8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仼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国防科工委核实验基地研究所所长、及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正军职常委、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被授予“八一勋章”，2019年“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获得者。

王淦昌 院士 (1907-1998) 核物理学家。出生于常熟市，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2年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生前曾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名主席，“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张光斗 两院院士 (1921-2013) 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出生于常熟市，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6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生前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泽慧 院士 (1914-2011) 核物理学家。出生于苏州市，籍贯山西灵石，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得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生前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沈善炯 院士 (1917-2021) 微生学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出生于苏州市吴江区，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50年获得美国加州理学院博士学位，生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生化学会理事。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黄文熙 院士 (1909-2001) 岩士工程与水工建筑专家。苏州市吴江区人，生于上海，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生前任清华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童秉钢 院士 (1927-2020) 流力学家。出生于张家港市，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机械工程系，1953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力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生前仼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章 申 院士 (1933-2002) 化学地理学家。出生于常熟市，1956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1962年获得莫斯科大学生物学副博士学位，生前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钱人元 院士 (1917-2003) 高分子物理化学家。出生于常熟市，1939年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被留校任教，生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袁伟民 1939年7月8日出生于苏州市，前国家排球男队运动员，前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曾带队蝉联世界女子排球冠军，实现了“三连冠”等。

刘嘉玲 1965年12月8日出生于苏州市，中国香港影视女演员、歌手。代表作《自梳》《阿飞正传》《好奇害死猫》《狄仁杰系列》《海上花》《上海大风暴》等。

赵敏芬 1941年10月出生于苏州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代表作《还珠格格》《大决战》《汉王刘邦》《重新谈判》等。

张 平 (1917-1986) 原名仉家驹，仉梦良，出生于昆山市，祖籍山东曲阜，六十年代中国电影22大明星之一。代表作《钢铁战士》《粮食》《停战以后》《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等。

金 山 (1911-1982) 出生于苏州市，祖籍湖南怀化，原名赵默，电影演员、导演。代表作《昏狂》《夜半歌声》《松花江上》《小白龙》《貂蝉》《风暴》等。